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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建置

    發布日期:2019-06-28瀏覽次數: 字號:[]

    江蘇現在的政區面貌并非形成于一朝一夕,它是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不斷發展變化而來的,省內各自然區域由離散走向整合,統縣政區格局由變動不居走向穩定,縣治分布由北密南疏走向南北大體均衡,都是經歷了上千年的時間。觀察江蘇的現行政區,我們能夠發現各個歷史時期留下的印記。

    “先王之跡既遠,地名又數改易”,江蘇省域內最早何時有先民活動,何時開始出現國城聚邑,它們又分別有哪些名稱,這些我們現在都尚無法得知,而據現有的出土材料和傳世的歷史文獻考證,早在夏、商時期,江蘇北部就已出現了具有一定實力的方國。

    進入周代以后,隨著周人通過分封建國的方式對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的開發,以及各地原生文明的進一步成熟,一批新的邦國在江蘇及其周邊地區誕生;產生于江蘇境內者,有宜、吳、邗、鐘吾;興起于附近地區而后勢力范圍延伸入江蘇者,則有徐、楚、越、魯、宋、齊等等。隨著這些國家的發展,江蘇境內城邑的數量漸次増多:自周初至于戰國,名稱見于文獻的凡有20多個。其中,主要為軍事目的而建者,如吳國的淹城(今常州市境)、越國的越城(今南京市境),在區域軍事沖突止息后,往往便跟著走向廢??;而在一定經濟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城邑,如姑蘇(位今蘇州市區)、延陵(位今常州市區)、彭城(位今徐州市區)等,則大多保留到了郡縣制時代并成為縣治乃至郡治。

    公元前223年,秦國滅楚,兩年后滅齊,在統一六國的同時也占領了江蘇全境。全面推行郡縣制的秦朝先后至少在江蘇境內設置了29個縣。其中,彭城等13個縣位于淮河以北,吳縣等8縣位于長江以南,廣陵等8縣則位于江淮之間。這些縣分隸于東海、四川、會稽、故鄣、瑯邪5郡,諸郡之中,僅會稽郡治(吳縣)位于江蘇省境內,其余均治境外。

    進入西漢以后,在和平的政治形勢與相對寬松的賦稅制度下,隨著人口的増殖,江蘇境內的縣級政區(縣及侯國)穩步増加,在公元前后其數目已有近60個,約為秦代縣數的2倍,也達到了上古時期的高峰,明顯地表現為北重南輕的格局。諸縣所分隸的9個郡級政區中,會稽、臨淮、楚、廣陵、泗水等5郡(王國)的治所均在江蘇境內,郡治的增加,也從一個方面體現出了江蘇開發程度的提高。

    兩漢之際的戰亂導致了各地人口的下降,基于此,東漢朝廷在平定天下后便對國內政區作了大幅度的省并,江蘇境內也有多縣(主要位于淮河以北)被裁撤。此后,江蘇的縣級政區數目長期保持穩定,東漢末年時省境共有48縣(侯國),其中淮北22個,淮南、江東各13個,諸縣分屬的8個郡級政區中則有6個治于江蘇境內。

    三國時期,曹魏、孫吳兩國沿江對峙,江淮之間的縣大多因戰爭而荒棄。江蘇省境處在曹魏控制下的淮北地區以及淮南沿淮一帶,在魏末共置有21縣(侯國)5郡(王國),諸郡分隸徐州與豫州。同時,孫吳控制的江南地區及江北沿江一帶共置有12個縣級政區(縣、侯國、典農都尉),分屬揚州管內的3個郡(典農校尉)。在孫吳的統治之下,江蘇長江以南的縣數雖較東漢有所減少,但當地的開發程度卻在不斷提高,基于人口和聚落的増加,結束分裂局面的西晉朝廷在該地區共設置了22個縣,江南在縣數上首次超越了淮北(共21縣)。

    西晉統一后的和平環境與政府頒布的優惠政策,則促使部分江東百姓遷入江淮之間居住,三國初年被撤并的江淮郡縣因此大體得到了恢復,西晉晚期,當地縣數重增至13個??h級政區數量回升的同時,江蘇地區的郡級建置也在増加,諸縣凡分屬于12郡(王國、公國),其中9個郡國治于省境。西晉江蘇的高層政區格局則較過去無明顯變化,各郡國仍分屬揚、徐、豫3州。

    永嘉之亂以后,中原人民大量南遷,江蘇的淮南、江南地區作為移民的集中流入地,其間僑置了大量的州、郡、縣。東晉末年,江蘇全境政區可考者竟達7州44郡158縣。進入南北朝以后,隨著移民浪潮的減弱和“土斷”政策的深入推行,江蘇的郡、縣數量整體呈減少趨勢,然而州數依然處在增長之中。到隋朝建立前夕,江蘇境內共有11州34郡84縣,州以領2到3郡者居多,而郡至有僅領1縣者,各級政區行政幅度的嚴重畸化已使得政區改革迫在眉睫。

    這場改革自隋開皇三年(583)起開始施行,開皇九年隋滅陳后被推廣到江蘇全境,其內容一方面是大力省并政區,另一方面是調整行政層級,將原先的州--郡--縣三級制簡化為州--縣二級制。經改革,江蘇境內凡余37縣,其中淮北14縣、淮南10縣,較北朝晚期各減少了40%多;江南余13縣,較南朝末期減少了近60%。至于統縣之州則初為10多個,大業三年(607)改州為郡后降至8個,基本恢復到了東漢時的水平。

    唐朝江蘇的州、縣數與隋代基本相當,省境在唐末共有9州40縣:淮北地區12縣,淮南11縣,江南17縣,江南的縣數再次躍居諸區首位;9個州的治所均在江蘇境內,這意味著江蘇省域各地在行政上已愈發獨立于周邊地區。唐朝政府還以戶口多寡與事務繁簡為參考排定了天下州縣的等第,截至盛唐,江南諸州的等第已普遍超越江北各州;到晚唐時,江南除了自然地理位置相對偏僻的金壇(今金壇)、義興(今宜興)等縣外,其余諸縣已幾乎清一色地升為望縣,縣等水平遠在淮南之上,更非頻遭戰禍的淮北地區可比。

    五代十國時期,江蘇省境曾為多方勢力所分據,徐州(今徐州)一帶遞屬梁、唐、晉、漢、周等中原王朝,蘇州(今蘇州)屬吳越國,其余地區則先后為楊吳和南唐的領土。作為楊吳等割據政權的腹心地帶,省境的淮南、江南部分得到了更深入的開發,兩地的縣數也較唐末有所增加,淮南凡增5縣,江南亦增2縣。省境統縣政區(府、州、軍)的數量也有所增長,在五代末年共達12個。

    北宋時,由于政治改革的影響,江蘇縣數較五代末年出現了少許倒退;南宋時,受宋金、宋蒙戰爭的沖擊,兩淮地區的縣治發生過一些變化,然一旦形勢穩定下來,則又會恢復到戰前的局面。兩宋時期江蘇的州數較五代有所增加,統縣政區的平均行政幅度隨而縮小,位于淮南的揚州、通州、真州,長期僅領2縣。在州之上,宋代以“路”作為準高層政區,為了遏制地方割據的勢頭,同時也是出于保障漕運效率等經濟方面的考慮,兩宋的路分與自然的山川形勢嚴重相違,治于江蘇境內的淮南路(淮南東路)卻在淮北轄有多個州,即是典型的事例。

    元代江蘇境內的縣治格局較之兩宋時期變化不大,然而統縣政區的設置則陷入了嚴重的混亂,其間有以路領府者,有以路領州者,又有以府領州者,層級關系極為錯綜復雜。新出現的高層政區行省,雖治所、轄區屢變,但其區劃總體是逐漸走向合理:元末,江蘇江北地區歸河南江北行省統轄,江南地區則屬江浙行省管理。

    有明一代,江蘇境內較元末新增了4處縣治,其中3縣在江南,1縣在江北,余處變化不大。明末,江蘇境內的47個縣及散州凡分屬于7府1直隸州,各府、直隸州均在同一個高層政區亦即南京(南直隸)的統管之下。明代政區邊界與自然山川的犬牙相錯較宋、元更甚,不僅高層政區南直隸地跨長江、黃河,作為統縣政區的應天府(今南京市)也是兼領長江南北之縣。

    這樣的區劃基本被后世沿用了下去,江蘇省最初即是由江南省亦即明南直隸縱向分割而來。清順治十八年(1661),原通管江南全省的江南左、右布政使司劃區而治,康熙六年(1667)兩司分別更名江蘇布政使司與安徽布政使司,標志江蘇省的基本形成。清末的江蘇省凡設有8府、3直隸州、1直隸廳,下轄62縣、3散州、4散廳,盡管政區種類較明代有所増多,但行政層級已確定為省--府(直隸州、廳)--縣(散州、廳)三級制這一種,復式統轄關系的消亡是清代江蘇政區的又一明顯變化。

    中華民國初年,江蘇省的建制已完全成熟,時北京政府推行省--道--縣三級管理體制,江蘇管內凡有5道60縣,其轄境與清代基本相同。南京政府廢除各道,以江蘇省直領諸縣,同時又將一些大型城市單獨劃出,設立名為“市”的政區,其中個別市因政治或經濟地位的優異而交由中央直轄,南京市與上海市遂被劃出江蘇省外,江蘇的省會也由南京遷往了鎮江。民國38年(1949)時,江蘇共置有62縣與2個省轄市。

    自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起,隨著國土淪喪,國民政府所控制的江蘇省境也在不斷收縮,最終連江蘇省政府也流亡到了省境之外;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武裝,則在廣大的農村地區開辟了敵后根據地,與日偽勢力堅持斗爭。1949年6月江蘇全境解放時,江蘇省的建置已不存在,而是由蘇北、蘇南2個行署區代替,加上南京市,共有3個省級政區;在省級行署區之下,凡設有8個專區與1個行署直轄市;縣級單位則有70多個,比南京政府時期多出10余新縣,總之,江蘇的政區面貌發生了相當劇烈的變化。

    新中國成立后,隨著國內局勢走向穩定,為了行政管理和經濟建設的便利而作的區劃調整逐漸增多,一些不成熟的縣、市遭到裁撤,省級政區也進行了合并,最終在1953年初,南京市、蘇南行署區和蘇北行署區重新并為江蘇省,省會定于南京。此后,江蘇與周邊各省市的邊界又發生過多次變化,1955年盱眙、泗洪縣由安徽劃入江蘇,同時江蘇的碭山、蕭縣割與安徽,1958年江蘇的川沙、松江、崇明等7縣劃歸上海市,在縣級以上精度,江蘇的新省境就此確定了下來。

    改革開放后,為加快城鄉一體化建設,中共中央在1982年發出了改革地區體制、實行市管縣制度的指示,并首先在江蘇省試點。1983年1月,江蘇省全面推行新體制,地區全部撤銷,各縣級單位劃由南京、無錫等11個省轄市(地級市)領導。1996年7月,隨著泰州、宿遷市分別從揚州和淮陰市中分出,轄13個地級市的格局終于形成。在縣級層面上,江蘇的政區調整還要頻繁得多。1999年底,江蘇凡有44個市轄區、31個縣級市、33個縣,2009年底的江蘇則共有市轄區55個,縣級市26個,縣25個。截至2018年底,江蘇共有13個設區市,96個縣(市、區)。通過縣級政區的變化,可以窺見近年來江蘇省各地城市化程度的不斷提高。


    來源:《江蘇建置志》